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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5 23:54 来源:励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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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南亚地区环境的恶化使该地区的环境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环境治理的政府主导模式正向国家、公司、NGO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型。APP事件是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案例,在这一事件中,国家和公司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NGO成为引领环境治理的先锋力量。NGO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在推动国家与公司参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了治理结构的变革。APP事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三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模式,使国家、公司、NGO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形成区域环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关键词]环境治理;治理模式;APP事件;东南亚[作者简介]张云,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导言进入21世纪,亚洲范围的环境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除了中印两个人口大国,东南亚地区首当其冲,成为国际环保机构重点关注的地区[1]。“由于地质和地理因素,东南亚地区属于地震、台风、洪水、火山、干旱、火灾和海啸等气候和自然灾害多发地带,如今,这些灾害越发频繁和严重。并且,同处一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导致了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城市环境的恶化以及跨国界烟霾污染。”[2]2009年东盟秘书处发布的第四次《东盟环境报告》[3]再次引发学界对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问题的关注。本文分析了东南亚区域环境问题的现状及现有治理模式的困境,以APP事件为例来考察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并总结这种治理结构变革带来的新经验。一东南亚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东南亚环境问题根源于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18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东南亚成为西方最主要的原料产地之一。二战后的东南亚尽管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家,然而,其作为原料产地的地位没有改变。二战结束以来,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面貌,除了资源匮乏的新加坡,东南亚国家大都通过粗放型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加工业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以实现经济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继“亚洲四小龙”(FourAsianTigers)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经济发展异军突起,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亚洲四小虎”(TigerCubEconomies),带来了东南亚经济的繁荣。然而,这种碳密集型的发展之路,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破坏了东南亚人民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滥伐森林[4]。位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601099,股吧)群岛上的大片森林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热带雨林,以物种丰富、文化多样、生态和谐而闻名于世,被生态学家称为“天堂雨林”(ParadiseForest),是国际旅行家向往的圣地。然而,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2006年的调查显示: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分别失去了72%和60%的原始森林[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2007年发出警告:“从过去五年森林的砍伐率和大面积的棕榈树种植以及生物炼油的投资来估算,位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地区98%的天然热带雨林将在2022年前消失。”[6]由于地处热带的地质条件和地理因素、地少人多的资源分布、增长过快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诸多因素,东南亚环境破坏的速度和程度都超过了同类地区。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诺曼·欧文(NormanG.Owen)所言“从长远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将作为东南亚地区自然环境走上灭亡的开端而被载入史册。”[7]环境问题20世纪末在东南亚国家层面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源于西方的环保理念逐渐成为一种环保主义的世界潮流,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这一会议,也意识到了本地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8]。1976年的东盟巴厘岛峰会一致认为:“环境恶化问题对东盟成员国来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共同的环境合作能更好地解决地区环境问题”。1976年,东盟在马尼拉签署了《自然灾害互勘宣言》(DeclarationonMutualAssistanceonNaturalDisasters),就环境保护与合作达成初步共识[9]。1981年,第三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达成了旨在保护热带森林的“雅加达共识”[10],区域环保越来越受到重视,部分国家的环境治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最为典型的当属被称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然而,从资源开发和出口贸易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和跨国公司成为环境治理的最大阻力,国家迫切希望改变“后殖民地时代”落后局面的思想又助长了经济发展的粗放型模式。一方面,发达国家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东南亚的原材料需求更加旺盛,随着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危机的解决,越南、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也加入到经济大开发的行列,作为世界上橡胶、棕榈油、优质木材等原材料的最大产地,东南亚国家需要通过相关原料的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缺乏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东南亚在环境治理上得不到西方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导致东南亚区域环境恶化局面的这些因素在20世纪末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这种过于依赖国家层面的区域环境治理也很难奏效。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环保运动兴起并起到了明显效果,APP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p#分页标题#e#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在民间的兴起源于该地区不断提高的环保意识和日益恶化的环境压力。东南亚的环境问题已经危及人类未来的生存,其恶化趋势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从20世纪末开始,除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组织、国际地球之友(FOEI)等国际非政府环保机构陆续开始介入调查,保护原始森林、反对滥伐竹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环保运动在东南亚兴起。在国际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当地人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民间环保NGO崛起,公民社会领域的参与使环保成为一种公民运动,传统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开始受到挑战。环保运动对政府环境治理的不力感到不满,逐渐开始以环保为旗帜倡导政治改革、反对官僚腐败,东南亚多数国家的政治结构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1世纪初也大都发生改变,与公民休戚相关的环保活动日益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议题。在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下,环境治理进入政治议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关于环境治理的社会监督体系也逐步完善。随着环保运动的深入,独立环保NGO的调查又发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其背后的商业利益集团有关[11],NGO又把斗争的矛头又转向了跨国公司,最终形成了国家、NGO、跨国公司等三元为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过于依赖政府的环境治理模式。森林公园的保护、原住民拆迁补偿、环保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府和企业相应的责任等问题成为公共议题,围绕这些议题,国家、NGO、跨国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形成了长期的博弈,其结果是推动了区域环境治理。二APP事件作为案例的学术意义由于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环境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文献都出自于欧美学者。荷兰莱顿大学的彼得·布姆加德(PeterBoomgaard)是东南亚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曾是多个东南亚环境研究项目的召集人,著有《东南亚环境史》、《东南亚雨水、河流和海洋史》、《泥泞的水域:从历史与当代的角度看东南亚岛屿林业与渔业的管理》等书,布姆加德主要用历史学的方法来考察东南亚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尤为关注当地人的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科学在东南亚环境治理中的差异[12]。布姆加德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是最重要的东南亚环境研究史料,其他与东南亚环境治理相关的成果有沃尔弗拉姆·德雷斯勒(WolframDressler)、罗宾·罗斯(RobinRoth)的《善治、破坏与矛盾性:新自由主义下的东南亚农村环保治理》,休·斯皮里(HughSpeechly)、弗里普·范·黑尔登(FlipvanHelden)的《东南亚森林治理》,本杰明·卡索(BenjaminCashore)、迈克尔·斯通(MichaelW.Stone)的《东南亚森林的挑战与公私政策交互的潜能分析》,洛兰·伊洛特(LorraineElliott)的《东盟和环境治理:重新审视东南亚网状运作的地区主义》等[13]。东盟的成立使东南亚环境治理有了稳定的区域智库,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东盟专门成立专家小组来负责区域环境问题的调研、规划和相关信息的收集,定期出版的《东盟环境报告》以及《东盟年度报告》中的环境部分,成为研究该地区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欧美学者和东盟智库影响下,东南亚本土学者也成长起来,其中新加坡学者黎莲卿(KohKhengLian)的区域环境治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她侧重从国际法角度来研究区域环境治理问题,主要成果有《治理与东盟地区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区域环境治理:审视东盟模式》、《东盟环境法、政策与治理》[14]。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意识到了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问题的迫切性,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阐述了东南亚环境治理的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上述研究中,对于区域环境治理有实质推进作用的个案并不多见,多数学者并没有关注到20世纪末以来东南亚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沃尔弗拉姆和罗斯关于东南亚农村环保治理一文,注意到了市场经济在环境治理中的新的角色,但却缺乏更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尝试通过“APP事件”这一个案研究来弥补上述不足。#p#分页标题#e#根据笔者观察,近十年关于民间NGO推动区域环境治理的案例,最为典型也最具影响力的是APP事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APP作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APP是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siaPulp&PaperCo.,Ltd.)的简称,隶属于印尼第一财团——金光集团(SinarMas),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跨国浆纸业集团公司、全球最大的纸浆、纸张和纸制品生产商之一,在印尼、中国、新加坡、美国和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拥有30多家纸品生产企业和近百家销售公司,年产1500万吨纸浆和纸,产品销往近70个国家和地区;APP还拥有100多万公顷的速生林和近40多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APP的产能也不断扩大。目前,APP年销售额达80亿美元,在多地上市的股票总市值达10亿美元[15]。第二,浆纸业对环境的破坏力。浆纸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污染最为严重的行业,毁林又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加上东南亚环境的恶化,APP的不断扩张使其面临的环保压力越来越大,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APP在环保领域争议颇多,被多家环保组织认定为东南亚原始森林毁灭的背后元凶[16]。第三,环境治理问题的公共性。在东南亚,环境治理是公共事务的治理,环保NGO和公共媒体对此尤为关注,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环保NGO站在公共立场上对APP进行监督并竭力推动其承担环保责任。围绕毁林事件和环保问题,APP成为独立环保NGO重点调查和关注的对象,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以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国际环保机构以及东南亚本土的塔拉派克(Telapak)、印尼绿色组织(InstitutHijauIndonesia)等环保NGO与APP进行了长期斗争,它们通过独立调查、制造舆论、政府公关、企业游说等方式对APP施压,敦促其停止操纵毁林,提高行业标准。因此,APP引发的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的变革具有影响力大、参与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是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笔者称其为“APP事件”),将这一事件作为具体案例来分析东南亚区域治理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优化环境治理中政府、公司与NGO关系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APP与环保NGO的博弈过程分析APP事件是一个由媒体报道引发的改变区域环境治理模式的典型事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APP在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大举扩张,并进军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人们受教育程度较低,环保意识不高,资讯也没有今天发达,APP很少受到关注。1997年之前,环保NGO与其它NGO一样,反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腐败行径,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冲突中磨合。随着1997年苏哈托的倒台,《新环境法》出台并认可环保NGO在环境治理上的作用,印尼环保NGO开始与政府合作,并把斗争的矛盾逐渐指向了导致环境恶化的背后“元凶”——跨国公司,APP成为环保NGO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APP遭到重创,其名下上市公司股票大跌,资产价值大量缩水,导致APP出现其发展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2000年12月,总部在印尼的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宏观经济计划项目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纸业收益:纤维的政治经济学、金融债务与印尼的浆纸业》的报告[17],引起了英国地球之友(FriendsoftheEarth,FOE)的警觉,FOE开始关注印尼浆纸业发展,APP成为关注对象。2001年4月9日,APP在新加坡宣布进行财务重组,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2001年5月,英国地球之友发布《纸业巨头,毁林大鳄》(PaperTiger,HiddenDragons)的调查报告,关注印尼苏门答腊岛毁林现象,对APP的财务状况作了评估,并呼吁浆纸业利益链上的跨国公司承担起环保责任,这成为APP事件的滥觞[18]。不过,当时媒体关注的重点是APP如何来解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亚洲最大的债务拖欠问题,如《商业周刊》2001年8月13日的封面文章称APP进行的是“全亚洲最坏的买卖”[19]。随着APP曝光率的增加,其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更多的环保NGO介入进来,媒体对APP的报道也逐渐转向了环保领域。2002年8月,APP与中国云南省政府签署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在思茅、文山、临沧三地圈地2750万亩,有媒体质疑该项目的木材来源问题,相关报道引起绿色和平组织的关注,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在云南展开独立调查。绿色和平组织的介入逐渐揭开了APP运作的内幕,并把抵制APP的运动逐渐推向高潮。APP意识到环保NGO即将带来的舆论压力,开始把木材供应的可持续性和森林保护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性选择。2003年8月19日,APP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达成一项协议,旨在保护印尼苏门答腊廖内省和占碑省的自然遗产[20]。#p#分页标题#e#APP作为浆纸业,对其运作内幕的报道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媒体与环保NGO的结合提高了报道的影响力。2004年是专业性的环保NGO通过独立调查报告引导社会舆论对APP施加高压的一年。这一年,由于环保NGO的介入,各种关于APP毁林的报道纷纷见诸报端,当地官方迫于舆论压力,也纷纷介入调查。在反对APP的诸多环保NGO中,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最为激进,调查也最为深入。绿色和平组织通过《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揭露APP浆纸业发展的内幕,并动员多家公司抵制APP产品[21]。这种活动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包括欧迪办公(OfficeDepot)、德国麦德龙(Metro)、日本理光(Ricoh)在内的跨国连锁企业先后抵制APP产品,影响APP长远利益;第二,当地政府依法介入,最终导致APP在越南、柬埔寨的林业项目先后被政府叫停;第三,金光集团宣布暂时中止采伐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高保护价值森林(HighConservationValueForest,简称HCVF),并于2006年专门圈出10万公顷林地,在廖内南部建立苏门答腊虎的保护区。随后,绿色和平组织又发布了《见证金光集团毁林30年》、《金光纸业往事》等报告,谴责和抵制APP[22]。面对相关报告的严厉指责,APP在通过媒体公关进行反击的同时,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宣传其“林浆纸一体化”的理念,同时加大在环保技术上的投入,参加国际纸浆与森林行业评级认证。APP在环境治理上也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获得所在国家的环保资格认证。APP的环保措施得到国际认可,其旗下企业基本上都获得了ISO14001国际环境体系认证,并受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贡献表彰[23]。然而,环境NGO不满足于APP对环境治理的有限行动。国际NGO联合本土环保NGO,通过社会舆论持续对APP施加压力。世界自然基金会对APP承诺多于行动并继续破坏天然林的行为不满,说服全球著名的可持续森林认证体系FSC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1月解除与APP的关系,并收回之前颁发的FSC-CoC认证证书[24]。2010年10月20日,绿色和平组织为金光集团APP颁发“金锯奖”,谴责金光集团破坏森林的行径[25]。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又发布《印尼白木的踪迹》、《从热带雨林到包装盒》等报告[26],并先后成功游说国家地理、富士施乐(Xerox)、时装品牌Mondi、达能集团、肯德基等不再采购APP产品,说服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Company)、斯盖根基金公司(SkagenFund)、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Bank)弃售APP印尼子公司IndahKiat纸业的上市股票。面对压力,APP不断提高天然林保护标准和可持续运营标准,并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推出新的环境保护措施。2012年10月29日,APP通过瑞士通用公证行SGS(SociétéGénéraledeSurveillanceHoldingS.A.)关于ISO26000的第三方严格评估,成为亚太地区首个获得国际权威检测、认证机构资质认可的造纸企业[27]。环保NGO引领的反对APP的跨国环保运动,最终于2013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经过市场调研、舆论调查和反复论证,APP决定推出“森林保护新政策”[28],并于2013年2月1日生效。新政包括:即刻停止其供应链中所有涉及天然林的作业,加强高保护价值森林的保护,开展高碳储量的评估,采取最优作业方式以保障当地居民及社区的权益,接受非政府组织的监测评估。这标志着热带雨林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林协会(TFT)、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当地的塔拉派克、印尼沃海(WALHI)、森林观察(ForestWatchIndonesia)等纷纷发表声明,对APP此举表示赞赏,持续12年的APP事件告一段落。四APP事件中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环保NGO与APP进行了长期斗争,并推动政府参与相关活动,监督政府与公司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行为,最终使浆纸业的运营逐渐公开化,推动了地区环保事业。这种由NGO介入带来的东南亚环保事业的进步在东南亚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传统国家一元模式的失灵和市场治理模式的趋利性;同时,新兴的公民社会力量和发达的现代资讯把NGO推向了社会前沿,NGO成为引领环境治理的重要机构。国家和公司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但NGO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在推动国家与公司参与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足以导致治理结构的变革,参与治理的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在新的治理模式中,相关机构的角色和作用发生如图所示的变化。APP事件中的环境治理图解(作者自制)#p#分页标题#e#首先,国家依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但国家也面临着自身结构的治理。“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每个国家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解决跨国环境污染的关键是一种能够联系国际政策制定和国内具体实施的结构。国内行动可以通过加强全球网络得到支持,如数据和信息更新系统的建立,以及新的融资安排,但国家层面的行动仍是至关重要的。”[29]国家作为权力的中枢机构,是地区环境治理的核心,国家在环境、林业等领域的立法、执法以及监督对于环境治理至关重要。东南亚国家大都批准了1973年的《濒危物种国际公约》(CITES)、1989年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92年的《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全球性公约以及1995年的《东南亚无核条约》,东盟框架内《2020远景规划》也计划通过12个战略目标和55个项目及相关措施来推动区域环境治理[30]。然而,环境问题的跨国治理与国家主权的边界限制是一对天然矛盾,一国之内的环境治理很难依靠国家权力在他国强制执行,东南亚整体上的落后又使多数国家(新加坡是个例外)在环境治理上陷入传统发展模式中经济优先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这使传统的以国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运转失灵,多年的威权统治滋生的官僚腐败某种程度上也是环境治理的障碍。东南亚的天然林主要是国家所有,政府机构负责管理使用,木材的开采和经营有利可图,林地的价值在于租金,这种情况使行业获得利益远远超出了政府。“与当权者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型本国或跨国公司从中央政府获得合法的特许权而开采一定数量的木材。这是整个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领域。这些获得合法特许权的公司开通的道路,反过来又被非法的伐木工得以利用,而这些伐木工往往得到地方或更高级别官员的暗中支持。”[31]木材经营商可以通过商业贿赂获得森林使用权,默许滥伐森林也可以使官员获利,这种林业腐败在印尼苏门答腊尤甚。在APP事件之前,特别是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在环境治理上表现不力,成为区域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印尼政府“清廉指数”较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32],其中森林管理是腐败官员权力寻租的主要空间之一。环境恶化固然与APP之类高消耗的跨国公司有关,但印尼政府难辞其咎,官僚腐败导致对森林滥伐的监管不力,成为印尼环境恶化的间接推手。因此,环境治理必须惩治腐败,使区域环境治理能够依托国家机构有效进行。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苏西洛总统2005年上台伊始就推出八项反腐措施,其中,把“彻查非法砍伐森林案件”作为一项重要的反腐任务。印尼政府也开始重视与环保NGO合作并参与相关治理,如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印尼政府部门合作,由林业局发布法令,禁止APP将天然森林改做其他用途[33]。其次,NGO成为环境治理的先锋力量,引领环境治理的进程。东南亚NGO的成长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日益开放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20世纪末,东南亚的NGO蓬勃发展,一方面,国际NGO登陆东南亚,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都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本土环保NGO勃兴,东南亚环保NGO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现代资讯的发展,NGO跨国行动基本上不再受国界限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环保倡议运动,在东南亚很快就可以得到响应,各种环保NGO的联合,形成一个巨大的跨国公民社会网络。由于环保NGO站在全球社会责任和终极关怀的制高点,基本上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环保NGO的专业性与媒体的公共性在环境治理上是天然的同盟军,根据森林观察的统计,2001年以来,专门发布的针对APP的报告有100多份,关于APP的调查与报道成为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的关注重点[34]。媒体和NGO的联合使社会舆论基本形成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社会影响力对政府和企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推动政府权力运行和企业商业运作在环境治理上不断增加透明度。国际环保NGO与东南亚本土的环保组织联合行动、相互支持,使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东南亚社会。具体到印尼,早在1982年政府就颁布《环境法案》,明确承认NGO对国家环境治理的作用,自此印尼NGO开始兴起。尽管1997年印尼《新环境法案》要求把环保NGO更名为环保组织(EnvironmentalOrganization),但环保NGO已经发展成一种公民社会网络,有很深的民间根基,形成了稳定的环保NGO网络组织。以印尼地球之友(WahanaLingkunganHidupIndonesia,简称WALHI)发起的“印尼国家环境论坛”(TheIndonesianForumfortheEnvironment,Walhi)为例,1980年只有79个NGO会员,而目前在本土26个省份已经发展到479个环保NGO组织,是印尼目前最大的非营利、独立性环保NGO团体[35]。印尼地球之友通过民间社会网络,形成一股不同于政府的草根NGO力量,从民间发起活动并采取具体措施参与环境治理。2000年以来,国际环保组织与印尼本土环保NGO一道与APP进行了长期斗争,对其与森林有关的商业活动进行监督、揭露、批评、谴责等,提高了浆纸业的透明度,并催促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有力推动了东南亚环境治理的进程。环保NGO的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如在2007年澳大利亚支持印尼环境治理的合作治理森林谅解备忘录里,澳方的援助条件是必须吸纳国际NGO和其他国际机构参与[36]。#p#分页标题#e#最后,跨国公司是环境治理的决定性力量,其参与治理的活动是被动的,需要NGO的监督和国家的干预。跨国公司对全球环境恶化要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环境恶化的幕后力量,在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恶化、土壤退化、森林滥伐等环境问题上,跨国公司难辞其咎。相关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是使臭氧减少的含氯氟烃(CFCs)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且还排放50%的温室性污染物。”[37]而浆纸业是环境治理的天敌,被国际环保组织公认为在所有行业中污染最严重的,以APP为例,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统计,APP(印尼)年生产木浆约252万吨,共消耗了980万立方米相思木和260万立方米的混合热带硬木,这些森林采伐共造成970万吨的CO2排放,这还不包括纸浆生产过程中以能源和油耗为主的运营环节的碳排放[38]。经济全球化使商品的生产、分配、销售及消费以跨国公司为单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所有涉及环境污染的活动基本上都与跨国公司有关。纸业公司从木材来源、选址建厂到纸浆生产、纸产品加工,再到企业融资、纸产品销售,形成了涵盖森林企业、印刷公司、外包企业、商业银行等所有直接利益攸关者和地方官员、林业部门、当地农民等间接利益攸关者的利益链条,这成为环境治理的最大阻力[39]。目前,多数纸业公司宣称将环保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当中,但就总体而言,纸业公司依然是造成环境恶化的背后“元凶”,其利益链条上的相关企业都被视为“帮凶”,跨国公司理应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研究,新自由主义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市场模式,“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40]由于世界气候与环境大会的谈判并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面对社会舆论压力,目前纸业公司参与环境治理多数出于企业形象需要。尽管多数与造纸相关的企业标榜道德和社会责任,但利益导向的市场模式使其在面对环境治理时大多趋利避义,环保投入的巨额费用使造纸行业参与森林保护和污染治理大都是承诺多于行动。而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雄厚财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又是环境治理可资倚重的重要资源。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环境治理模式来遏制环境恶化趋势、监督污染行业并调动相关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环保NGO在这方面起到了先锋的作用,APP事件使东南亚环境治理模式由传统的国家主导向环保NGO引领的“三元共治”模式过渡,治理效果明显。APP事件中,环保NGO不但直接监督APP的环境治理,绿色和平组织还游说与其有商业关系的跨国企业抵制APP,切断APP的商业链条,使环保不力的企业在经济上受损,通过市场直接给APP施压。总体而言,APP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国际环保机构、国际环保资格认证机构、本土环保NGO、各国政府及相关跨国企业都参与进来,形成了全球性、区域性以及本土各种力量在同一事件上的交织。从2001年5月英国地球之友最早报道APP毁林事件到2013年2月APP停止其在全球供应链中所有涉及天然林的作业并接受NGO的监督,历时12年,在这12年时间里,有上百个国际环保组织和近500个本土的NGO参与到APP事件中来,世界各地的NGO也在各地声援这一跨国界的环保运动。在相互博弈中,环保组织通过实地调查、NGO合作、跨国游说、影响舆论等方式不断向APP施压,APP则一方面通过参与原始森林保护、推动社会回馈计划、引入国际环保标准认证等来塑造绿色环保的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设备和技术并实施人工林培育项目来实现林浆纸一体化的循环模式。NGO的环保行动及其作用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东南亚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木材产品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平衡,纷纷立法禁止非法采伐木材和木材产品交易活动,并不同程度上赋予NGO监督和介入环境治理的权力。结语#p#分页标题#e#APP从事被认为高污染的浆纸业,又地处世界森林滥伐最严重的东南亚地区,APP事件的解决过程对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具有标志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传媒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NGO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观察家们的传统认知,由APP引发的区域环境治理结构的改变推动了东南亚区域环境治理,自下而上的草根NGO的参与使区域环境治理成为一种跨国公民社会运动。APP事件提供了一个区域环境“三元共治”的探索路径,证明国家、公司、NGO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形成区域环境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APP事件引发的治理结构的变革有利于东南亚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也是未来东盟框架下环境合作走向深入的必然道路。【注释】[1]很多国际环保机构都对世界生态环境问题作定期的评估,近些年的相关报告普遍认为:世界仍然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地球上各个系统的承受能力正在被推至生物物理上的极限,世界生态环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作为世界上环境恶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常常受到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绿色和平组织是世界环境评估的权威组织,详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第五版)()或绿色和平组织相关报告(#tab=2);关于东南亚环境问题的困境,参见张明亮:《从国内、国际政治的角度解析东南亚环境的困境与机遇》,《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2]ASEANSecretariat,FourthASEANStateoftheEnvironmentReport2009,%20ASEAN%20State%20of%20the%20Environment%20Report%202009.pdf,2012-01-09.[3]ASEAN,FourthASEANStateoftheEnvironmentReport2009,详见?category_id=382.[4]W.A.Marzoli,Tropicaldeforestationtrends,Papers/defotrends/DEFOTREND.htm,2011-10-18.[5]绿色和平组织:《恢复全球原始森林——地球上仅存的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2006-03-22,[6]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TheLastStandoftheOrangutan:StateofEmergency:IllegalLogging,FireandPalmOilinIndonesia’sNationalParks,GRID-Arendal,Norway,2007,p.6.[7]转引自(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等著,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3页。[8]参见CarlisleA.,“The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HumanEnvironmentStockholm1972”,ForestryChronicle3,1972,p.118.[9]东盟从1976年成立之初就开始关注环保问题,是其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在区域公共领域责任的体现,也是环境问题公共性的体现,具体参见ASEAN,“ASEANDeclarationonMutualAssistanceonNaturalDisasters(Manila,26June1976)”,TableofContentsASEANDocumentsSeries1967-1988,PostedinASEANPublications,onTuesday,Nov.01,1988,[10]ASEAN,“JakartaConsensusonASEANTropicalForestryoftheThirdMeetingoftheASEANMinistersonAgricultureandForestry(1981)”,TableofContentsASEANDocumentsSeries1967-1988,PostedinASEANPublications,onTuesday,Nov,01,1988,[11]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关报告认为:东南亚环境问题的恶化与商业利益集团有关,例如,印尼非法砍伐的林木数量占全部砍伐量的73%,大规模的非法砍伐已经不是个别穷人为生活所迫之举,而是有商业利益集团在幕后操纵,具体参见《联合国报告说东南亚热带雨林遭严重砍伐》,香港中国通讯社,2007年2月7日。[12]详见PeterBoomgaard,SoutheastAsia:AnEnvironmentalHistory,SantaBarbara:ABC-CLIO,2007;PeterBoomgaard,DavidHenley&ManonOsseweijer,eds,Muddiedwaters:HistoricalandcontemporaryperspectivesonmanagementofforestsandfisheriesinIslandSoutheastAsia,Leiden:KITLVPress,2005;PeterBoomgaard,ed,Aworldofwater:Rain,riversandseasinSoutheastAsianhistories,Leiden:KITLVPress,2007.#p#分页标题#e#[13]详见W.Dressler&R.Roth,“TheGood,theBad,andtheContradictory:NeoliberalConservationGovernanceinRuralSoutheastAsia”,WorldDevelopment,Vol.39,Issue5,May2011;HughSpeechly,FlipvanHelden,“ForestGovernanceinSoutheastAsia”,ETFRNNews,Vol.53,April,2012;BenjaminCashore,MichaelW.Stone,“CanLegalityVerificationRescueGlobalForestGovernance:AnalyzingthePotentialofPublicandPrivatePolicyIntersectiontoAmeliorateForestChallengesinSoutheastAsia”,ForestPolicyandEconomics,Vol.18,2012;LorraineElliott,“ASEANandEnvironmentalGovernance:RethinkingnetworkedRegionalisminSoutheastAsia”,Procedia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Vol.14,2011.[14]详见Lian,KohKheng&LovleenBhullar,“GovernanceonAdaptationtoClimateChangeintheASEANRegion”,CarbonandClimateChangLawReview,Vol.5,No.1,Berlin:theLegalPublishersLexxion,2011;KohKhengLian&NicholasA.Robinson,“Region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ExaminingASEANModel”,DinnelC.Esty&MariaH.Ivanova,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Options&Opportunities,YaleSchoolofForestry&EnvironmentalStudies,2002;Lian,KohKheng,ASEANEnvironmentalLaw,PolicyandGovernance:SelectedDocuments,Vol1,NationalUniversityofSingapore,Singapore:2009.[15]APP的营运具有高度的市场化特征,相关营运数据多通过市场来反馈,具体数据参见印尼APP的年度报告:APP,GrowingaSustainableFutureEnvironmentalandSocialSustainabilityReportforIndonesia2007,p.7.[16]绿色和平组织:《见证APP毁林30年》,2009年12月15日,[17]BarrChristopher,ProfitsonPaper:thePoliticalEconomyofFiber,Finance,andDebtinIndonesia’sPulpandPaperIndustries,CenterforInternationalForestryResearch(CIFOR)&WWFInternational’sMacroeconomicsProgramOffice,Feb.12,2000,[18]EdMatthew&JanWillemvanGelder,PaperTiger,HiddenDragons,May,2001,%20Tiger%20Hidden%20Dragons.pdf.[19]绿色和平组织:《金光纸业往事》,2010年2月9日,[20]WWF&APP,“WWFandAsiaPulpandPapersigneda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offorests”,Jakarta,August19,2003,?6162/WWF-dan-Asia-Pulp-and-Paper-menandatangani-kesepakatan-konservasi-lingkungan-dan-pengelolaan-hutan.[21]参见绿色和平组织:《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2004年11月,详见https://www.greenpeace.org.cn/category/publications/reports。国内多家媒体对相关内容进行转载,南方周末做过专门报道,详见向郢:《金光集团博弈云南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南方周末》2004年12月16日,[22]绿色和平组织:《见证金光集团毁林30年》,2009年12月;绿色和平组织:《金光纸业往事》,2011年5月。详见https://www.greenpeace.org.cn/category/publications/reports/[23]海斯:《APP(印尼)浆纸厂荣获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贡献表彰》,《环球纸业》2009年第1期。[24]WhippMatt,“APPdefendsecorecordandcriticisesFSCterms”,Printweek,2009,详见[25][26]绿色和平组织:《金光集团APP:印尼白木濒危的幕后推手》,2012年5月;绿色和平组织:《从热带雨林到包装盒》,2012年5月;详见https://www.greenpeace.org.cn/category/publications/reports/[27]刘天蓉:《APP成首个亚太区获ISO26000认证的造纸企业》,《纸与造纸》2012年第11期。[28]APP:《森林保护新政策》,2013年2月1日,%20forest%20conservation%20policies_chinese-final.pdf.[29]KohKhengLian&NicholasARobinson,“Region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ExaminingASEANModel”,DinnelCEsty&MariaHIvanova,Glob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Options&Opportunities,YaleSchoolofForestry&EnvironmentalStudies,2002,p.101.[30]ASEAN,“ASCCBlueprint2009-2015SectionDEnsuring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Dec,20,2012,[31](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等著,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2页。[32]印尼长期以来被“透明国际”认为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根据“透明国际”历年清廉指数排名,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苏西洛总统的铁腕反腐,印尼清廉指数排名逐渐上升,然而,印尼的腐败仍然很严重。2010年,印尼被评为亚太16个主要投资目的地中最腐败的国家。[33]“AnalysisofAPPResponsetoWWF-Indonesia’sReportsontheCompany’sInvolvementsinIllegalLogging”,WWFIndonesia,Dec,12,2008,[34]相关数据来源于印尼森林观察相关资料的统计,参见[35]详细参见印尼环境保护组织(Walhi)网站,[36]孟永庆:《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保护加里曼丹泥炭林协议》,《世界林业动态》2007年第28期。[37]朱素梅:《全球环保领域中的跨国公司及其环境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38]绿色和平组织:《见证APP毁林30年》,2009年12月15日,#p#分页标题#e#[39]以APP为例,据英国地球之友的调查,在2001年APP的战略重组和企业融资中华尔街有多达300余家金融机构涉及APP的债务纠纷,其中包括花旗银行、高盛银行、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形成了APP金融利益链。详见EdMatthew&JanWillemvanGelder,PaperTiger,HiddenDragons,May,2001,%20Tiger%20Hidden%20Dragons.pdf[40]〈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页。原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责任编辑:HN010)

柴可最开始犯的错误,与初入互联网领域的创业者基本一致——盲目的寻求所谓的“刚需”。简单的认为信息是刚需,健康也是刚需,把两个东西硬生生塞在了一起。

“例如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工具实现,比如女孩最近月经老不来,她看这工具着急,就想找人交流。关于月经、怀孕,乃至性病等问题,女孩子不敢在其他社交网络说,甚至不好对身边朋友说,我们要给她找一个通道。我们要创造一个容纳女性健康需求无处可去的地方,工具和社区,其实都是解决相关问题,它们碰到在一块儿了,这些东西就自然发酵了。”

虽然这个产品,把信息和轻度解决健康问题的模式给走通了,让柴可积累了大量用户,但柴可发现活跃度是个大问题。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2014年年中工作会议公布,2014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步增长,集团实现拨备前净利润76.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截至6月底,集团资产规模已达294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达392.67亿元。

母婴APP应满足这些长尾需求,将母婴服务业务半径不断拓展。一方面,围绕人群深耕切入妈妈、孩子及母婴家庭的各类生活场景,根据需求扩充服务类型,如母婴医疗、母婴护理、母婴智能硬件、早教、亲子等;另一方面,从实体商品延伸出来的相关服务,将向医疗、教育、旅游、智能硬件、本地O2O等关联领域延伸,形成母婴生态圈,跨界融合发展。

上半年5581亿元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压力的背后,是资产处置“外援”的大丰收。

其中,中国信达不良资产经营主业保持快速增长。截至6月底,不良债权资产净额达1806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57.4%;上半年新增不良债权资产收购成本为854亿元,同比增长100.2%;不良债权资产收入99亿元,同比增长58.5%。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节奏加快,上半年传统类不良资产(主要收购自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新增收购额达到72亿元,同比增长240%,公开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同期,附重组条件类不良资产(主要收购自非金融机构)新增收购规模为782亿元,同比增长92.9%。

柴可开始用真正用互联网的方式去思考。明确了要做一个“经常有人使用,并且能解决问题的产品,有活跃度的产品”。之后的两个月柴可和团队讨论出了“大姨妈”的初步模型,柴可决定用互联网的玩法,“像QQ一样,找一个点切入,像一根针一样深入一个领域,然后再想办法扩大。柴可决定从女性每个月的烦心事开始下手。”这样既有用户活跃度(女性至少每月用一次),又可以符合自己“轻健康”的概念(通过记录生理周期能真正解决一些孕期计算,月经周期计算等小问题,从而造成用户沉淀和口碑传播)。

社区是“现世”

但执着于健康服务本身,也是未来柴可可能走得更远的原因。

有分析称,资产管理公司丰厚的收益、对投资者和资本的吸引力,是各省市竞相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动力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以记录成长和家庭内分享动态为动机的用户专一度更高,该部分用户只有一个母婴APP的比例分别达到58.1%和57.6%。而以早教和购买母婴产品为使用动机的母婴用户,只有一个母婴APP的比例仅为51.5%和51.1%。针对这些变化,随着爸爸和祖父母辈人群的育儿参与度的进一步提升,围绕宝宝成长,配合挖掘家庭内的消费和服务需求,母婴APP的服务半径可以从母婴服务扩展到家庭服务。

“很多银行把信用卡类的个人不良贷款催收业务外包。”,在一家专门为银行做信用卡不良贷款催收的外包公司工作的方小姐告诉记者,“现在银行信用卡的发行量这么大,自己做逾期催收肯定做不过来,所以我们这种外包公司很多,我本人就做过好几家股份制银行的项目。”

大姨吗的创始人柴可今年刚28岁,但是已经创业5年,经历了8个创业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个可以快速试错的时代,但关键是你试错之后是否可以快速积累。85后创业者柴可,演绎了一个越挫越勇的创业故事。

催收业务被外包

“各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一方面是处置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处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郭田勇说。

他思考之后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切入“不叫医疗,也不叫健康,叫‘轻健康’。它轻到可用可不用,用了会好一点,但是它可以慢慢沉淀数据,慢慢的让用户依赖于你。”

“首先做一个健康软件,你要知道女孩下载它的初心是什么。肯定是某一次脏了裤子,或者是记不得自己周期,担心自己怀孕了,或者想要去怀孕监测自己的排卵周期,或者想要避孕,因为这些原因,如果他们有渠道得知大姨吗,她就会去下载。我认为这是本因。大姨吗这个软件已经在这儿了,当你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工具如何到社区,关系是什么?

省级资产管理公司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信达、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一起,正是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为数不多的指定机构。海内外机构投资者为何追捧这家中国最大的坏账银行?答案很简单,利润丰厚,前景看好。在不良贷款增加的当下,坏账处理市场规模正在不断增长。

党建APP让陌生的邻里熟悉起来、互动起来,成了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连心桥。通过能人帮、党员帮忙团等品牌,APP已服务居民千余人次、组织志愿活动40多次,党员在关爱帮扶、小区管理、邻里调解中发挥出积极作用,带动了社区志愿者队伍的形成,有力促进了社区的稳定和谐发展。

柴可对自己的前两个项目进行了反思:“健康和信息服务之间有巨大鸿沟”,健康问题关键是“解决”,只简单提供信息是不够解决健康问题的。

“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银行最低可以按照2折-3折的价格把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这个下限设定得比较低,因此其中的潜在利润空间有可能很高”,一位业内人士称。

根据中国信达刚刚披露的2014年半年报,该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3%。截至6月底,该公司总资产达4822亿元,较去年年底增长25.6%。

那时柴可比较困惑,参加一些线下创业讨论沙龙。2011年7月,柴可带着自己的项目参加了“IT龙门阵创投专场”,他的项目被拍砖拍得厉害,但也让他醍醐灌顶,明白了“在互联网里面做健康,而不是用互联网的方法做健康”。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我的潜意识一直觉得家里没什么钱,也没有向家里要钱的习惯。”

另据方小姐介绍,银行跟外包公司签订协议,提成比例是按照回款率,而考核则是按用户回馈。“根据个人信用及用卡方式、额度等指标,银行会对逾期还款的客户制定相应的标准。比如,一笔5000元的贷款,有的回款100元就可以完成任务,有的客户则需要回款20%-30%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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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i社区—铛铛帮更是给社区居民带来了诸多便利。办事指南和社区公告,涵盖党建工作、合作医疗、计生服务等办事指南和相关内容告知,方便居民查询;社区活动,及时发布区、街道、社区的一些惠民活动和志愿活动,居民可以直接网上报名;联系物业,居民可以通过APP将身边的问题提交给物业和社区,超出社区处理范围的事件则由社区及时上报至街道大联勤中心,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互帮互助,居民可以将自己的困难、需求发布在APP上,其他居民在完成爱心帮助后能获得一定积分。

2009年在加拿大工作了两年的柴可回国,找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做合伙人,窝在望京的一个民居开始做自己的第一个创业项目——糖尿病社区。在PC端做社区,由于糖尿病人基数少,而且以不上网的老年人为主,辛苦做了一年,只积累了一万用户,柴可果断放弃了。

2012年他写了一篇《工具加社区的破冰之旅》,描述了大姨吗的初级发展阶段如何成型。柴可认为“在这的东西就是在这的,不在这的东西它早晚来了也得走”——工具是大姨吗的初心。

“例如,一个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后跑路,银行几经周折追讨,但这笔款项最终还是成为了不良贷款,如果以2则-3折的价格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暂时接手并寻找真正接盘的公司,最终把楼盘项目完成出售,其中的利润很可观”,该人士称。

至此,柴可开始尝试‘轻健康’的产品模式。

柴可在采访中递给了i黑马一支牙膏,那是他和他父亲研究的新型健康品,他很兴奋的介绍着“这个药膏可以直接食用,特别健康...”。柴可说自己特别喜欢和家人研究各种医疗健康产品,未来还会和父亲联手推出一些女性医疗健康产品。

“很多银行把处置不良资产工作交给资产管理公司,毕竟对方是专业化的清收机构。另外,各省目前也筹备成立地方性的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处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母婴APP使用行为显示,爸爸和祖父母辈的育儿参与度正在凸显。亲宝宝的发展,其实也见证了这几年中国家庭在育儿过程中,爸爸和祖父母辈力量的崛起。亲宝宝APP负责人表示,刚上线的时候,记录主体以妈妈为主。现在,爸爸、祖父母、外祖父母比例明显增加。

传统AFM的基本工作模式主要包括接触模式(contactmode)、振幅调制模式(又称轻敲模式,amplitudemodulation或tappingmode)、频率调制模式(又称非接触模式,frequencymodulation或noncontactmode)。当今,AFM基于三种基本工作模式并结合特殊微悬臂已衍生发展出了一系列先进功能化探测模式,用于研究微纳米尺度下样品的各种物理性质等。下面从力学、电学、磁学、热学、光学等物性研究以及微纳加工等领域,对AFM技术与方法的最新进展做一简要介绍。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那个年代赚不到钱,他在创业之前是大学助教,后来慢慢做到大学老师,之后用自己研究的药方子出来创业。其实我们家在我十二岁才开始真正富有的,以前一直很穷。”

【导读】原子力显微技术作为微纳米尺度下的“眼和手”,原则上说任何宏观表征与测量手段都可以与之相结合,实现微纳米级的空间分辨率。因此,原子力显微术在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和应用空间。    1引言

“我父母是支持我创业的,但公司的董事会希望我回去。他们商量说,我们董事会给你五十万,这个作为你的创业种子启动基金,但条件是,这五十万用完,你事没做起来,你就回来接班。我没要他们的钱,一旦你开始用别人东西的时候,就会有承诺和付出,我心想我自己钱花完了还可以再挣。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家里有劳斯莱斯不坐,偏偏要在北京挤公交。”

减肥社区很快积累了一万个用户,但柴可发现自己“没有了解到减肥人群的问题”,减肥是非常“重”的行为,但减肥社区只提供信息是无法让用户付出行动的,“人性都是懒惰的,你不可能说提供一个跑三公里的信息,别人就会跑三公里”。柴可发现自己的减肥社区,并不能解决减肥人群任何实际问题,他想解决的问题太“重”了。

柴可小时候还得去父亲刚起步的工厂帮工,到高三就去了加拿大,在那边考取了大学。家里的家教严格,一直让柴可“自力更生”,他毕业后在加拿大工作了两年,房是自己租的,车也是自己工资买的。

他后来往日常生活健康领域靠近了一步,做了一个“按哪儿”,帮助人们找按摩养生的地方,但“按哪儿”仍然发展缓慢。

柴可总结的经验是:“我们从特别小的头打进去,然后就有机会砸出一个大坑。”

减肥社区仍然是在PC端做,柴可第一次尝试用工具去为社区服务,让用户每天录入饮食运动等数据,然后反馈一套运动饮食方案,付费用户可以获得一对一的专业指导。

#p#分页标题#e#柴可说:“这个路很恐怖,很漫长,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未来更大的机会,而不是把今天我们已经辛苦做好的流量和用户去做游戏,电商这样简单的商业化。这会过早的耗掉市场的耐性。满分100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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